霍梅尼当年在伊拉克住了13年，仗着自己是什叶派大佬，成天在萨达姆眼皮底下串联当地什叶派闹事，鼓动他们推翻逊尼派政府。萨达姆当时还是副总统，气得直接派人把他围了，亲自赶出国境，两人从此结下死仇。
主要信源：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）
1980年9月，萨达姆·侯赛因的军队跨过边境，悍然入侵伊朗，拉开了长达八年血腥战争的序幕。
按照常规逻辑，侵略者通常会成为国际社会的公敌。
历史在此处呈现出一个悖论，率先动手的伊拉克，反而获得了从阿拉伯邻邦到美苏超级大国的广泛支持或默许。
这场战争的另一方，伊朗的鲁霍拉·霍梅尼，究竟做了些什么。
能让看似受害的一方在国际上如此孤立，答案藏在这位领袖独特的行事逻辑与战争手段之中。
冲突的根源可追溯到更早的个人恩怨与地缘算计。
霍梅尼曾因反对巴列维国王而流亡，在伊拉克寄居了十三年。
他并未安分守己，反而利用伊拉克什叶派占多数却由逊尼派掌权的国情，不断鼓吹革命，意图颠覆伊拉克政府。
这触怒了当时的伊拉克强人萨达姆，最终导致霍梅尼被驱逐，为两人埋下了仇恨的种子。
1979年，霍梅尼在伊朗领导伊斯兰革命成功，成为最高领袖。
几乎同时，萨达姆也在伊拉克巩固了绝对权力，两位枭雄隔界相望。
萨达姆曾试图缓和关系，但霍梅尼的回应是冰冷的拒绝与持续的颠覆号召，让伊拉克南部什叶派聚居区永无宁日。
与此同时，两国关于阿拉伯河航道及波斯湾出海口的争端，如同火上浇油。
伊朗掌控着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石油咽喉，而伊拉克仅有短短海岸线，其生命线阿拉伯河的下游还是两国界河。
霍梅尼在主权问题上毫不妥协，等于扼住了伊拉克的经济命脉。
个人羞辱叠加国家核心利益冲突，让萨达姆选择了先发制人。
若仅是两国间的领土与权力争斗，国际社会的站队不会如此“整齐”。
霍梅尼的伊朗真正让世界不安的，是其输出革命的激进意识形态。
他宣称“不要东方，不要西方，只要伊斯兰”，这不仅是对美苏两极秩序的蔑视，更是对现有阿拉伯政权合法性的根本挑战。
他梦想将伊朗式革命推广到整个穆斯林世界，这意味着推翻从沙特到科威特的一系列政权。
对沙特王室而言，霍梅尼是直接威胁其生存的颠覆者。
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毫不犹豫地掏出巨额支票，为萨达姆的战争机器提供数百亿美元资金。
他们的逻辑很现实：一个受世俗野心驱动的萨达姆固然危险，但一个受宗教革命驱动、旨在摧毁现有秩序的霍梅尼，才是迫在眉睫的生存威胁。
超级大国的态度同样微妙，美国因德黑兰人质事件与霍梅尼政权势同水火。
支持伊拉克合乎其遏制伊朗的战略，令人玩味的是苏联的选择。
作为美国的对手，苏联并未按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套路支持伊朗，反而向伊拉克提供了大量援助。
霍梅尼反西方也反东方的“中间路线”，让他同时失去了两大阵营的青睐。
在一个被冷战逻辑支配的世界里，一个试图挑战所有游戏规则的国家，注定难以找到盟友。
国际社会对伊拉克的倾斜，与其说是对萨达姆的认可，不如说是对霍梅尼所代表的不确定性与颠覆性的集体恐惧。
如果说外交孤立源于其意识形态，那么霍梅尼在战场上的残酷手段，则将其政权推向了道德洼地，也部分解释了伊拉克为何无法取胜。
面对伊拉克的钢铁洪流，伊朗装备处于劣势。
霍梅尼祭出了令人骇然的“终极武器”，人海战术，特别是“儿童兵”。
他通过宗教体系，向成千上万的青少年灌输为信仰献身即可登天堂的理念，并发给他们象征天堂钥匙的塑料片。
这些孩子，很多只有九到十五岁，被有组织地送上前线。
最悲惨的一幕发生在雷区：这些少年，有时手挽着手，高呼口号，以血肉之躯冲向地雷阵，用生命为后续部队开辟道路。
伊拉克士兵曾报告，面对这些毫无武装、眼神狂热的孩童浪潮，他们有时会因震惊和道德恐惧而无法开枪。
这种系统性地将儿童作为消耗性“人肉扫雷器”的行为，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。
霍梅尼政权却以“神圣牺牲”为由辩护，这些被狂热信仰和塑料钥匙欺骗的男孩，构成了现代战争史上黑暗的一页。
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倒在了异国土地，幸存者也往往终身残疾。
号召他人之子慷慨赴死的霍梅尼，并未将自己的孙辈送上同样的战场。
正是凭借这种近乎无限、漠视生命的人海消耗，伊朗将战争拖入了漫长而血腥的僵局，让萨达姆速战速决的梦想破灭。
我们看到一种复杂因果，萨达姆发动了非正义的侵略战争，这毋庸置疑。
但霍梅尼政权的特质，其输出革命、颠覆邻国的扩张性，及其在战争中表现出的极端残忍性，共同塑造了独特的国际反应。
世界并非支持萨达姆本人，而是在恐惧和厌恶驱使下，选择了一个他们认为“相对可控”的恶。
去对抗一个看似更加不可预测、更具颠覆性且手段骇人的对手。
这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最终两败俱伤，萨达姆因战争负债而入侵科威特，为自己铺就毁灭之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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